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日前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发达国家经济还未完全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进口需求增长缓慢，因此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影响。

林毅夫表示，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应该进行结构性改革。中国尚有大量好的补短板的投资机会，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这些补短板的投资将扩大总需求，稳定经济增长，同时改善供给结构，并增加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过剩产能行业的需求，有利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措施的落实。

反驳“中国经济崩溃论”

记者：最近国际媒体上出现“中国经济崩溃”的论调，您怎么看待？

林毅夫：此论调再次流传，是因为从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并认为主要是中国内部难于改革的体制机制和结构问题造成。我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的国家确实有不少待改善的体制机制结构问题，不过，从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主要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原因造成的。

和中国处于相同发展程度的其他金砖国家——巴西、印度、俄罗斯，2010年增长速度分别为7.5%、10.3%、4.5%，2015年巴西和俄罗斯增长速度分别下降为-3.8%和-3.7%。增长下滑的情形和中国相同，幅度则更大。印度2015年增长速度为7.5%，表面上比我国好，但2012年印度的增长仅为5.1%，下滑比我国深，有触底反弹的因素；另外更重要的是印度2014年调整了统计方法，使其增速提高了近一个百分点，所以实际上印度的增长表现和我国一样。不仅如此，韩国、新加坡等高收入、外向型国家，2010年增长率分别为6.5%和15.2%，2015年则下降为2.6%和2.0%。这些高收入国家同期增长下滑的情形比中国还严重。只有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因素才能解释为何这些国家在同一时期都遭遇到相同的增长减速。

记者：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具体是什么？

林毅夫：一个国家每年的经济增长从需求侧来看由三个部分组成：出口、投资和消费。首先，1979年到2013年间，我国平均每年出口增长率是16.8%，由于 美国 、欧洲等发达国家尚未从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中完全复苏，增长乏力，消费不振，导致我国出口增长锐减。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东亚出口导向型发达经济体同受此影响。

其次，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采取了积极财政去支持投资，启动需求，这些项目大多已经完工，在国际经济尚未恢复常态、外需不足、企业投资积极性低的情况下，投资增长率必然出现周期性下降。这种投资的周期性下滑也是这些国家都共同发生的。

剩下消费一项，我国因为就业尚未受到多少影响，消费增长还维持在8%左右，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出口比重高的东亚高收入经济体消费增长率则没有我国高，所以增长下滑幅度比我国大。

发达国家可能难以推行结构性改革而陷于长期的增长疲软，而未来我国经济有条件有能力靠内需增长来保持6.5%以上的增长。

扩大总需求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

记者：如何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林毅夫：我国在“十三五”期间将面对国外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形，我国经济工作必须按照去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决策部署，适度扩大总需求，努力保持经济平稳发展走势，并坚定不移地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我国和其他国家相比的制度优势，这些改革措施的落实到位能够提高我国经济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记者：这些改革措施应该如何落实到位？

林毅夫：在扩大总需求上可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补短板措施结合起来。即使现有的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产业出现相对严重的产能过剩，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因为工资上涨失去比较优势，但这些都属中低端产业，而我国2015年进口的国内不能生产的中高端制造业产品就达1.2万亿美元，向中高端产业升级的投资机会很多，并且经济回报率很高。

此外，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如地下铁路、地下管网等还严重不足，这方面的投资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社会回报和经济回报都很高；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环保方面的投资会有很高的社会回报；城镇化将不断推进，随之需要大量住房、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 公共服务 投入，棚户区改造、经济适用房建设方面也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上述都是我国经济的短板，具有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回报。这些投资在短期创造需求、增加就业、提高收入，稳定消费和经济增长，建成后可以从供给侧提高生产力，降低交易费用，改善环境质量，促进可持续发展，属于超越凯恩斯主义的举措。这些补短板的投资将增加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过剩产能行业需求，也将有利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措施的落实。

在经济下行时，有许多补短板的投资机会是我国和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

记者：投资机会具备了，那投资条件如何？

林毅夫：中国在投资条件上也具备优势：首先，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积累的负债总额占 GDP的比重不到60%，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府负债都已超过100%，我国运用财政政策来支持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比其他国家大得多。其次，民间储蓄接近GDP的50%，是全世界最高水平的国家之一，可以用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来撬动民间投资，包括以PPP方式来开放民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第三，投资需要以外汇从国外进口一些技术、设备和原材料，我国有3.2万亿美元 外汇储备。这些条件是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

上述条件使得我国经济的回旋空间大、可用的政策措施多、发展的韧性强。中国仍将是世界增长的引擎，每年为世界贡献30%以上的增长。

政府因势利导助力企业发展和转型

记者：宏观层面来看，中国经济依然向好，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呢？

林毅夫：对不同类型产业，各地政府可以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助力企业发展和转型。

对于追赶型产业，政府和金融机构可以在资金融通和外汇获取上支持合适的企业到海外并购同类产业中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或到发达国家设立研发中心。政府也可以积极招商引资。

对于领先型产业，政府可以用财政拨款设立科研基金，支持企业与科研院所和高校协作进行基础科研。政府也可以支持相关行业的企业组成共用技术研发平台，攻关突破共用技术瓶颈。

对于转移型产业，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另一类是在我国还有比较优势但产能有富余的产业。对于第一类转移性产业，所在地的政府可以采取两种因势利导的政策：一是提供设计、营销方面的人才培训和商品展销平台，以及制定优惠政策等，鼓励一部分有能力的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攀升；二是协助加工企业抱团出海，向企业提供信息、海外经营人才培训、资金支持，以及同承接地政府合作设立加工出口工业园区等，帮助企业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和 资源优势 来提高竞争力。

第二类转移型产业包括钢筋、水泥、电解铝等建材行业。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从高速到中高速，这些产业出现了不少富余产能。但这些产业的产品在非洲、南亚、中亚、拉丁美洲地区的等发展中国家还严重短缺，可以像支持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产业转移那样，支持这些产业中的企业随着我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将产能转移到同我国友好、基建投资需求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投资既能使这些企业摆脱困境，也能帮助相关国家发展，是双赢的选择。

对于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产品研发周期短的弯道超车型产业，各地政府可以提供孵化基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风险投资、制定优惠的人才和税收政策，支持创新型人才创业，利用我国的人才和大市场的优势，推动弯道超车型产业发展。

对于部分战略型产业，地方政府可以鼓励支持配套的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并改善基础设施、子女教育、生活环境等条件，争取战略型产业落户当地，以实现战略型产业发展和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双赢。

记者：产业转移会不会造成产业空心化的问题？

林毅夫：这个疑虑大概从工业革命时就开始出现。试想一下，如果英美等国害怕产业空心化，不把纺织等产业转移出去，现在他们的人均GDP估计会非常低。

每个产业的技术水平和资本深化的程度总有一个饱和点，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进行产业转移，劳动力生产水平就难以进一步提高。对一国而言，进行产业转移，确实可能面临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而失掉在这些产业的就业机会；但只有如此，才能腾出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去发展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

因此，与其将失掉比较优势，附加值低的产业保留在国内，使我国经济增长乏力，不如着力推动产业升级逐渐将劳动力转移到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