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以价格双轨制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从莫干山上走向全国，并深刻影响了这个国家此后30年的发展。柳传志、张瑞敏、王石，在这一年投身商海，用创业的方式践行他们的改革梦想。这告诉我们，改革，需要身体力行。2014年6月21日，茅于轼、周其仁、张维迎、陈志武、姚洋、卢锋、刘永好、梁建章等着名经济学家、企业家，在"莫干山：1984的创新和动力——2014搜狐财经夏季峰会"上，再度对中国改革做了最大胆的建言。
在主题为“思想市场与改革动力”的分论坛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表示，目前改革异常艰难，异常艰难是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到制度底线，80年代、90年代的改革很多情况都是被迫的改革。
他还表示，地方政府搞了经济建设成本和收益是不对称的，地方政府官员任期大概只有3到4年，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市场主体愿意为3年还款负责。这样不计成本搞经济建设，收益不大。
对于补贴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比亚迪电动车现在即使政府补贴12万还要付12万到16万，还是非常贵，老百姓不会买。但是在没有补贴情况下，而特斯拉却打开了市场。中国政府做得越多的地方，实际上产能过剩，大家稍微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产能过剩主要多的地方，大概是政府干预比较多的地方。
以下为发言实录：
姚洋：现在我们学科分工越来越明确，有了学院派的经济学家，也有政策分析的经济学家，当然还有市场的经济学家，分工越来越细了，不像我们在80年代，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非常可惜的，我们失去了很重要的传统。作为我们国家发展研究院，希望继续传承这样的传统，把学术研究和改造中国结合起来。
我今天想利用这个机会谈一下自己对当前改革的看法，关于政府改革这个问题。在80年代改革，几乎都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小小的改动几乎全社会都会受益。在莫干山会议上出现了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且改革比较成功。我们今天改革异常艰难，异常艰难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到制度底线，80年代、90年代的改革，很多情况都是被迫的改革。
今天，中国经济得到了30多年发展，再想改非常艰难。我想探讨一下政府在经济中作用？我们应该承认政府在过去30年里头扮演了一个非常积极的角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在这段时间之所以能成功，我感觉是我们这个时候经济比较简单，只要你按照我们改革，不会有大的错误。但中国到了今天它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经济体，而变得异常复杂。
刚才刘永好老师在这儿说，企业越做越难，企业越做越难主要原因中国经济在经历一个转型，先说农业，农业下降，服务业上升，制造业是先上升后下降，中国已经进入了拐点，如果没有这次金融危机，中国经济还能增长一段时间，金融危机使制造业拐点提前到来，政府提出来，提出来创新型社会，我们经济要变得更加复杂，而不是像我们前期一样，只要你要搞低附加值的工业就行。
这种情况下，政府来推动经济发展，是会有很大的问题。政府问题很多，我想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对于创新的管理，前几年我们搞了所谓的七大战略新兴产业，补贴是非常非常高的，比方说我们在新能源汽车，地方政府和中国有补贴，在这样的补贴下，去年新能源汽车销量一万台，中国新能源汽车达到全部汽车销量的4%，节能减排的效果也就是在4%、5%左右。反观美国的特斯拉，我到加州看了特斯拉，特斯拉的创新，它是没有政府补贴，正因为没有政府补贴，它要生存，电动汽车成本很高，特斯拉想了一招，造高端豪华车，而不是造低端车。比如比亚迪，现在车价比较好的，补贴12万，还要付12万到16万，还是非常贵，老百姓不会买。但是在没有补贴情况下，而特斯拉却打开了市场。相反在中国政府做得越多的地方，它实际上产能过剩，我们天天说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大家稍微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产能过剩主要多的地方，大概是政府干预比较多的地方。
到了今天，地方政府搞了经济建设成本和收益是不对称的，我们知道地方政府官员任期大概只有3到4年，在这种情况下有哪个市场或者市场主体愿意为3年还款负责，没人愿意。但是他不计成本搞经济建设，收益不大。
我们回忆莫干山会议做的事情，是政府和年轻人之间的聚会，在今天这个时代，把莫干山的精神继承下来，让我们改革机制发生变化，我们重新思考一下怎么发挥社会的活力，能不能有一个更加透明，更加民主的机制来搞我们的改革，通过我们公开讨论，最后形成决议，，我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作为我对莫干山会议的一个课题。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