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2014年的中国经济处于落实相关改革议题的关键节点，需要坚定而稳健的改革措施，以便有效调整经济与生态、增长与改革、市场与政府、债务与投资等多对重要关系。
分析人士预计，这些领域的再平衡思路，有望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有所体现，并将构成今年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
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
2008年至2013年我国GDP增速分别为9.6%、9.2%、10.07%、9.2%、7.8%、7.7%，GDP增速一路放缓。并且，专家预测2014年GDP增速依旧放缓，将保持在7.5%左右；另外，2008年至2013年的CPI涨幅分别为5.9%、-0.7%、 3.3%、5.4%、2.6%、2.6%，也是持续走低。并且2012年和2013年的CPI涨幅为4年来最低。
前期为了“保经济增长”，各级政府都在追求GDP，也因此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因此，反对GDP崇拜、反对盲目追求和攀比GDP成为社会的主基调。但是需要注意的是，GDP增长速度也不能太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树成认为，GDP增速太低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首先会给居民收入增长和人民生活带来困难。GDP是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GDP“蛋糕”做大了，不一定能分好，但如果“蛋糕”做不大，就更难分好。其二，会使财政收入受到影响。如果财政收入大幅下降，需要财政支持的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事业发展、社会保障建设都会受到影响。其三，影响企业经营环境。较低的GDP增长速度，从需求面反映市场需求疲软，影响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影响就业的扩大。
总之，经济增速过高会恶化经济结构，增速太低也会恶化经济结构；经济增速过高难以持续，增速太低也难以持续。
CPI同样如此。过去CPI持续走高让人忧虑，如人民币贬值太快；如今CPI持续走低似乎也不让人乐观，如企业不景气，人民收入增长放缓。
CPI下降有利于百姓生活成本下降，但也要看到它的另一面。短期来看，CPI明显走低，物价水平下降，居民可以获得实惠。但从长期来看，价格走低不利于居民形成良好的投资意愿，进一步影响生产和居民收入。
体现企业生产扩张意愿的数据是PMI。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3月1日发布，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2%，较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数据显示，2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虽然位于临界点以上，但比1月份回落0.4个百分点；反映制造业外贸情况的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分别为48.2%和46.5%，比1月份下降1.1和1.7个百分点，均连续3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下。
再往前看，新订单指数自去年10月份开始呈现持续小幅回落；新出口订单指数自去年12月份以来持续下降，至今年2月份已连续三个月处在50%以下。
经济持续低位运行最终让出口、内需、投资都失去了动力。外需低迷、出口不振，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发酵；国内消费动力不足、投资需求不旺；资源、环境、劳动力供给等约束强化，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企业经营困难，各种成本上升，资金紧张，市场需求疲软……这就是当下我国经济的实际表现，也是经济增速放缓对社会与经济的影响。
经济增速放缓影响着人民的生活、企业的发展以及政府的作为，会形成一系列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必然会导致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以CPI下行为例，CPI下行是经济增速放缓的结果，但如果CPI持续下行，会进一步影响投资意愿，导致企业盈利水平下降，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
如果目前社会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缓解与解决，并与经济增速放缓连续不断地相互影响的话，这是我国经济面临的最可怕的问题。
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过快
不久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透露，2012年，中国全社会的债务规模达到111.6万亿元，占当年GDP的215%。近几年来，我国的宏观债务水平一直在上升，但由于都是国内债务，因此业界认为风险可以控制。但事实上宏观债务并没有得到控制，相反，规模越来越大，中央政府也开始担忧。
李扬的依据来自社科院“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课题组发布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该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末，中国住户部门未偿贷款余额16.1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1%；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余额58.67万亿元，占GDP比重为113%；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加总，政府债务总额27.7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53%；仅以金融部门发行的债券余额作为其债务，金融机构债券余额合计9.13万亿元，占GDP比重18%。将上述四个部门加总，得到中国经济整体债务规模为111.6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15%。
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认为，杠杆率的升高在学界一直被认为是简单而又经得住考验的金融危机的领先指标。
从社科院发布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和政府债务是GDP占比最多的两类债务。事实上，也正是这两类债务的风险最大。
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率畸高，与资金过度流向国有企业，而国企盈利能力相对较弱且在恶化脱不了干系。非金融企业部门的高负债率很容易对企业与市场造成很大的波动。比如去年6月，中国银行间市场曾上演了一场罕见的“钱荒”，虽然之后在多方的努力下事态得以缓和，但是自此之后，市场上资金面始终处于不宽松状态，而且银行间市场资金面的紧张已经传导到实体经济层面。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表示，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增长过快，风险不断加大，地方政府举债来源过度依赖银行贷款和过度依赖土地偿债，容易引发财政和金融风险交叉感染。
几年前，由于房价急涨，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增加较多，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还不太突出，但随着中央政府对房地产市场泡沫担忧的加剧，以及抑制投机投资购房需求措施的进一步严厉化、明确化，这使得许多二三线城市地方政府的平台公司债务问题面临更大压力。
关于宏观债务水平上升问题，中央政府也有了深刻认识。去年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已经把“宏观债务水平持续上升”列为当前国内八个主要经济矛盾之一，而且在今后经济工作的六项任务中，“着力防控债务风险”位列第三。
“产能过剩”扩展到新兴产业
日前，工信部部长苗圩指出，从自身结构看，目前我国制造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主要处于加工制造的中低端环节，产业集中度低，自主研发能力不强，原材料型、高能耗型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苗圩指出的产能过剩问题，近年来一直是我国产业发展的“痼疾”。
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产能过剩的定量科学评价标准，拿欧美等国家衡量产能过剩最直接的指标产能利用率来评判，去年二季度末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平均只有78.6%，闲置产能高达21.4%。另据苗圩介绍，2013年我国粗钢、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产能利用率均低于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
就在这个时候，扩张还在继续。以钢铁企业为例，2013年已开工项目510个。中国金属学会理事长、原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认为，如果目前在建、设计、规划的项目全部投产，我国炼钢能力将达到10.2亿吨，产能过剩问题堪忧。
不仅如此，近年来困扰多个产业发展的产能过剩问题最近还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在全国两会上，民进中央提出了《关于运用市场化手段化解产能过剩问题》的提案。提案中指出，当前我国一方面产能过剩问题具有普遍性，具体表现为产能过剩问题不仅在传统产业，而且在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也都存在。
对此，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更有说服力。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6万余户大中型企业产能综合利用率基本低于80%，产能过剩从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向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新兴产业扩展，部分行业产能利用率不到75%。尽管如此，一些过剩行业并没有放慢投资速度，投资增长依然较快，新的中低端产能继续积累，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矛盾。
“现在的产能过剩并不是能力过剩，而是舍不得淘汰一些落后的产能。任何行业都有好产品与差产品，政府不再扶持并将落后的设备、产品通过市场淘汰掉，剩下优质的产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小济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
产能过剩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微观经济与此息息相关，宏观经济也受此影响。
去年10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指出，产能严重过剩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企业经营困难、财政收入下降、金融风险积累等都与产能严重过剩密切相联。
产能过剩在企业层面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企业净利率降低，负债增加，应收账款增加，发展举步维艰。以钢铁业为例，工信部发布的《2013年钢铁工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去年钢铁行业全行业主营业务收入为88608亿元，同比增长7.5%；实现利润2588亿元，销售利润率2.9%，处于工业行业最低水平。
沈建光认为，产能过剩将是未来几年我国政府宏观调控中的最大挑战。产能过剩会使企业的投资预期下降，而解决产能过剩需要合并关闭一些工厂，这会导致失业，打击居民的收入和消费预期，由此会使经济增长面临越来越明显的下行压力。
民进中央在提案中还指出，“产能过剩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已经不允许我们片面地保增长，必须坚定转型和调整的决心。”
广大中小企业面临生存挑战
当前我国多数产业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在此背景下，作为创造就业岗位攻坚力量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也不容乐观。
按照《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分类标准，目前我国工商部门登记的绝大部分企业都属于中小企业范畴。这意味着截至去年年底我国总计6062.38 万户市场主体中，中小企业占据了大多数。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表示，中小企业创造了80%以上的城镇社会就业，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税收，在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实现科教兴国、优化经济结构等诸多方面，它们的贡献是巨大的，它们的地位也是不可替代的。
但是，在如此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贡献背后，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和管理健康状况却十分堪忧。中国中小企业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主任张涛认为，目前压在我国中小企业身上的“大山”有四座——成本高、融资难、市场竞争激烈和人才短缺。
张涛表示，中小企业的成本高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除了土地成本和原材料成本上涨因素外，最为重要的是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用人成本的攀升。在此背景下，一些忍受不了的中小企业，甚至开始向东南亚、东欧等地区迁移。
而在吸引人才以及留住人才方面，无疑大企业更有优势。相对而言，对于所需的核心以及专业化的人才，中小企业不仅很难获得，由于自身经营风险和不稳定等因素存在，他们为同等水平人才要付出的成本也更高。与此同时，由于进入门槛低，中小企业所处的竞争环境更为激烈，撑不过三年死亡高发期的中小企业数不胜数。
此外，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周德文还表示，中小企业还面对着高额的税费负担。拿一家销售额为120万元的中小企业举例，按照现在年回报3%来算，利润只有四五万元。
“去年公司接了一个大单，需要50万元启动资金，由于企业规模小，问了几家银行都不给贷款，最后还是找亲戚朋友凑的。”在北京做照明生意的小企业主陈先生无奈地说。而陈先生遇到的问题却不是个案。
李子彬表示，融资难是广大中小企业面临的共性难题。目前各类商业银行信贷发放中，中小企业获得的贷款放大了说也只占20%到25%。直接融资渠道狭窄，是众多中小企业发展道路上难以逾越的障碍。在此背景下，95%的中小企业主要依靠民间借贷市场融资。
不仅融资难，即便银行愿意贷款，由于贷款数目小，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付出的成本也要高得多。一位从事制造业生意的中小业主胡先生介绍，中小企业贷款往往会遭遇有形无形的门槛，贷款实付利率一般也高出30%。这意味着如果要从银行融资，中小企业将要承受很大的还贷压力。
可以说，融资难、融资贵目前是困扰企业发展的瓶颈，虽然我国不断出台政策促进金融加大服务中小企业的力度，但是由于中小企业本身具有账目不透明、缺乏有效抵押、质押物等弱点以及商业银行基于盈利考虑，破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瓶颈依然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