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岁末，国务院出台了化解“过剩产能”的指导意见，各部委打出一套“组合拳”，频频出招。这其中，“走出去”将成为化解过剩产能政策的重要一步。
商务部更看重“海外投资”这一方式，商务部一位官员表示：从时间周期看，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很难在短期内有所缓解。所以要积极主动地创造外需，加快中国产业资本“走出去”，积极推进“产能输出”战略，不仅可以缓解内部供需矛盾，也必将为中国的全球化发展带来更大收益。
他还透露：“下一步，海外投资的总体方向会走向备案制，会分类别、分企业性质来处理。不过敏感地区和行业仍不会完全放开。”
工信部也正在组织研究建立鼓励企业“走出去”的产业投资基金，一旦成型，其规模将达千亿。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的王健分析：“工信部提出了‘四个一批’，即，‘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从目前情况看，四个一批对于化解产能过剩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但是通过走出去转移产能仍存在较大空间。”
“企业走出去是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渠道。”他说。
王健说，在走向备案制的这个过程中应该避免通过其他渠道增加新的审批，事实上“审批取消和下放”2001年就开始了，十几年过去，真的下放了几百项，但新增的也不少。
怎么看“产能过剩”？
中国曾出现过两次“产能过剩”，分别是1996～1999年和2005年前后，大家普遍认为，与前两次“产能过剩”不同的是，本轮“产能过剩”是重工业部门的普遍过剩。
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中国主要产能过剩行业有：钢铁21%、汽车12%、水泥28%、电解铝35%、不锈钢60%、农药60%、光伏95%、玻璃93%。
王健说，产能过剩是一个宏观概念，与之相对应的是“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是相互对应的。人为地测算往往出现偏差，应该更大限度地发挥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
事实上，“产能过剩”并非中国独有，当年，美国马歇尔计划和日本制造业产能输出正是依靠产能释放，保持了美日经济系统的平衡。
在王健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由于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发展阶段，政府有关部门经常是低估了实际消耗量的。
2002年4月，《关于制止电解铝行业重复建设势头的意见》预测2005年电解铝年需求量550万吨相比，过剩了130万吨。而实际情况是2005年中国电解铝产量是781万吨，消费量774.85万吨。
2003年11月，《关于制止钢铁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预计到2005年底将形成3.3亿吨钢铁生产能力，大大超过2005年市场预期需求。实际情况时，2005年钢铁产量3.5亿吨，消费量为3.4亿吨，产能4.3亿吨。检测结果显示：对两年后产能预测值比实际消费量低3%。
2005年11月，《关于制止铜冶炼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的通知》同样存在“严重低估”的情况。
当然，与以往不同，这一次中国经济正在减速换挡，主动调整经济结构，本轮产能过剩很难单纯依靠持续的高增长而化解。但这只是一半。王健说：“另外一半是我们怎么看，这实际上是中国主动寻求优化、调整产业结构的一种战略，所以对于产能过剩的问题不应该特别担心。”
另一个方面，从全球看，由于不同国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别巨大，某些行业的产能在一国可能显着过剩，但从某一国际区域来看并不过剩。
比如，中国2009年产磷肥1386万吨，过剩无疑，但由于越南、菲律宾等国缺乏磷矿资源，而中国出口又存在成本优势，若将中国及东南亚、南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磷肥产能并无过剩。
王健表示，从目前情况来看，全球经济正在复苏的进程中，关键是外需一旦好转之后，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如果准备充分，实际上外面吸收产能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走出去”障碍
“产能过剩”是工业化国家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特别是当本国产能超过产品需求峰值时，长期产能过剩问题就会出现。面对产能过剩问题，美日等国都曾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加以治理。
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已经突破6000美元，企业对外投资的诉求日益强烈。按照联合国贸发组织全球跨国经营指数衡量，中国尚无一家真正拥有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的跨国公司。
因此，中国企业“走出去”还存在巨大空间。“但是，企业要想走出去还有着重重障碍。”王健说。
第一是国企“走出去”，面临很大风险。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一旦“走出去”项目失败，企业管理层将难辞其咎，所以企业动力不足。第二企业“走出去”涉及层层审批的问题，例如外汇的批准，企业想“走出去”的时候是个机会，审批结束可能已经不是机会了。第三是缺乏资金，产能过剩的行业最大特点就是供大于求，造成价格下跌，这些企业盈利能力很差。
根据最新资料，2013年1-11月份，虽然钢铁业扭亏为盈，但是其主业仍是亏损，所以让它们“走出去”没有资金，现在融资的渠道又不是很顺畅。
第四点是中介的介入，没有相应的中介，自己去找合适的机会面临很大难题。
而且中国的企业收购这些企业之后，又缺乏现代化的管理团队。
王健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区域重点应该是东盟这些周边国家，首先它们是新兴国家，增长比较好，也有需求；第二他们的一些设备、基础设施亟待完善，确实需要中国企业进去。
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目前政府事中事后的监管仍然较为欠缺。
前述商务部官员则认为目前用企业“走出去”还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国内的海关协调，因为一些二手设备运输到国外涉及到通关问题；第二是在海外，由于潜在的环保问题，很多目的国都很反感中国企业去投资，“这是我们自己需要注意的问题”。他表示。
千亿基金
王健说，企业“走出去”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钱从哪里来”？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需要尽快设立支持过剩产能向海外转移的专项产业投资基金，鼓励优强企业“走出去”。
按“投资但不控股，引导但不干预”的原则，通过国家直接注资参与产业投资基金的发起设立，同时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积极吸引社会资本投资产业投资基金。
王健认为可以通过财政发债等方式有效利用外汇储备，作为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这不仅有利于避免政府直接投资而面临较大的支出压力，同时也为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提供了新的渠道。
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不用研究企业去哪投资，跨国性企业都有一个专门的研究小组，研究全世界哪有机会，所以企业自身是最敏锐的，应该放手让他们去做。“政府需要做的是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他说，“至于基金的规模，不能太少，否则一两个项目就把资金耗竭了，规模应该在千亿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