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工业化一直处于快速推进阶段,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重新重工业化阶段,经济高速增长。若以购买力平价(PPP)衡量,我国人均GDP已达到4000—5000美元,接近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快速推进的工业化进程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矿产资源的大量需求和消耗。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煤炭、铁矿石、氧化铝、铜、水泥消耗量最大的国家,石油消耗量居世界第二,是世界上主要的资源消耗大国。由于我国一些重要矿产在储量、丰度和开采成本上不具有比较优势,需要进口才能弥补国内供需缺口。2009年,我国净进口原油1.99亿吨,对外依存度首次超过警戒线50%;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6.28亿吨,同比增长41.6%;煤炭净进口超过亿吨,同比增长211.9%。与此同时,环境污染不断加重。我国正以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历史上最多的人口,担负着历史上空前的资源消耗活动和经济活动,面临着历史上最为突出的生态环境挑战。
从理论与实践来看,工业化的资源路线决定了工业化必然消耗大量矿产资源,这是基本规律。中国所进行的工业化也无法跳脱这一基本规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临界值一般是人均GDP在7000到9000美元之间。世界经验表明,在这个区间以后,单位GDP的能耗和矿产资源消耗会下降。中国目前的人均GDP距该临界值还有距离,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还将拉动矿产资源消耗量的增加。工业化早中期是矿产资源消费总量增长最快,消费积蓄量大的阶段。由此联想到我国到2020年实现人均GDP再翻两番的宏伟目标,矿产资源产量和消费总量还要再翻一番多。因此,我国矿产资源消耗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仍将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左侧的“爬坡”阶段,矿产品消耗总量、能源消耗总量将持续增加,环境容量将不断接近极限,矿产品供需缺口也将逐渐增大。近20年来,全球矿产品需求旺盛,矿产品国际贸易价格攀升,也造成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成本大幅度增加。
在这样的现实下,我国需要适时进行矿产资源战略政策的调整,以保障国家的资源安全、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和现代化目标的如期实现。主要的战略政策调整应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合理引导矿产品需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是要更加高效地配置生产要素,以尽可能少的投入实现尽可能多的产出。我们一方面要改变资源高消耗、高污染产业过快增长的状况,另一方面加快培育和发展新增长点,如高附加值、低能耗的产业,主要是高端工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当前的重点是要以节能减排为契机,树立正确的发展观、政绩观和考核观,努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促进加工制造业升级和发展方式的最终转变,合理引导矿产品需求。
二是加强技术创新,增加矿产品供给能力。理论与实践表明,技术创新是扩大矿产资源供给能力的有效途径。目前,矿产资源供给方面的技术创新主要是两大方面,即深部找矿技术和资源转化替代技术。在地球深部资源探测方面,我国固体矿产勘探开采的深度大都小于1000米,而世界一些矿业大国已经达到2500米到4000米。因此,在严峻的资源供给需求形势下,我们必须通过深部找矿技术创新来拓展资源供给能力。同时,我们也需要重视矿产资源的高效率、低污染的转化工作,重视替代资源和非常规矿产资源的研究与开发。
三是重视矿产资源配置的国际化战略。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资源是一个系统和整体,各国资源是全球资源的组成部分,全球资源的变化影响着世界各国,各国的供给与消耗变化也牵动着全球。从最新的动向来看,矿产资源的跨国流动、配置与消费将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与做法。因此,我们需要在全球视野下进行矿产资源的战略管理,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目前应在国家外交战略中进一步突出资源外交的地位,建立完善参与全球矿产勘查、开发和利用的政策、管理与服务保障体系,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矿业公司。
四是加强矿业权管理与矿业组织管理。要转变国内矿产高消耗的模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改变当前矿产开发速度过快、矿业权混乱、矿业公司不规范运作、矿业产业集中度低等问题。对此,一方面要加强矿业权管理,理顺矿业权的权属关系,重视矿产资源价值评估和矿业权整合,建立健全规范的矿业权市场和流转机制,实施最严厉的矿产资源管制政策。另一方面,要重视矿业组织管理,在兼顾竞争性的前提下适当提高国内矿业市场集中度,重点扶持一批素质高的企业,鼓励其国际化、多元化发展,以提高矿业企业国际竞争力。
五是重视建立健全矿产资源节约和集约利用新机制。我国矿产资源消耗增长过快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产出效率比较低。在当前的资源经济形势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已成为保障国家资源安全的核心要素之一。当前的重点应在于探索建立和完善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新机制,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探索绿色发展的城市化道路,重视运用循环经济模式和市场激励手段,提高资源开采、转化、终端消费等全过程中的利用效率,切实走矿业集约化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