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混凝土行业可谓是多事的行业，应收帐款问题萦绕着所有的商品混凝土企业，许多企业为了减少资金负担，宁愿减少供应量，减小资金风险，许多外企纷纷推出此行业，德国海德堡推出广东市场；台湾建国推出上海市场；还有一批外企有意退出混凝土行业，再此我们不一一枚举。
据上海混凝土协会了解，应收帐款问题已经成为行业毒瘤，到了不挖不可的地步了，由于每个企业都面临此问题，协会认为已经到了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应对的时候了，协会准备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借此问题组织全市企业共同商讨对策并且实施。
中国混凝土网愿意作为一个平台，对此深入报道与宣传，促进行业自律，不可恶意竞争！
我们希望上海的商品混凝土行业一路走好！中国商品混凝土行业一路走好！我们更希望看到全国各地的协会，尤其是所谓国家的协会，向上海等地混凝土协会那样，更多的看到行业的病垢和问题，组织并协调企业共同应对，促使行业健康的发展！
优秀企业和优秀企业家的评比，国家有关部门曾经三令五申的强调过并发文禁止，但是混凝土行业不但评了，还评出多达134人，令人费解！也不应该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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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中国工程机械信息网
9月16日-9月18日，由中国建筑业协会混凝土分会举办，中联重科独家特别协办的首届“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家”表彰及交流大会暨中国建筑业协会混凝土分会全体理事大会在广西北海市召开。
来自全国二十五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的近300名优秀混凝土企业家、协会的代表参加了此次表彰及交流大会。中国建筑业协会混凝土分会戴显明会长、中国建筑业协会副秘书长吴涛同志应邀出席大会并讲话。
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副院长、中联重科执行总裁张建国在大会上作了《诚信创新、以德立企、和谐共进》专题发言，就中联重科企业文化、经营理念、发展现状及远景进行了交流，并对中联重科“至诚无息、博厚悠远”的企业文化在企业的各个方面的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深度阐述。他强调，在目前行业完全竞争环境下，个别企业采取的不正当、非正常的竞争手段无异于饮鸩止渴、自毁行业环境，如近段时间就有竞争对手迫于中联重科市场份额的节节攀升频频发难，恶意诋毁，但中联重科确信诚信为本，以德立企、共筑和谐有序的竞争环境才能促进行业发展，长续久存企业。会中，他还对大家所关注的近来中联重科在江苏无锡的泵车事故的相关情况向代表们进行了坦诚通报，得到了代表们的高度赞许和认同，博得了与会代表的阵阵掌声。
会议还对134名“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家”及15家全国优秀协会、42名协会工作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并组织混凝土优秀企业家代表就各自经营经验进行了报告交流，这将为在混凝土行业掀起了一个学习标杆，赶超先进，树立榜样，发挥示范作用的热潮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并以此推进我国混凝土行业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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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八项措施减非公企业负担禁止乱检查乱评比乱培训乱拉赞助
【据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记者董峻）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日前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从8个方面对向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等行为进行重点治理。
一是近几年各级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已公布取消的涉及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政府性集资、罚款等项目，不得变换名目向非公有制企业收取。
二是各地区、各部门要对涉及非公企业的收费进行清理，取消专门针对非公企业的各种歧视性收费规定。
三是今后所有新增涉及非公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向非公企业收取时，须凭价格主管部门颁发的《收费许可证》和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四是对初创小企业减免登记注册费，取消针对非公企业在市场准入、土地使用、进出口贸易、金融信贷等方面的歧视性政策。
五是禁止向非公企业乱检查、乱评比、乱培训、乱拉赞助，今后除法律法规规定或国务院批准外，不得举办全国性或行业性的对非公企业的各种评比活动。
六是中介机构接受行政机关委托对非公企业进行检验、审查审核、咨询、评估等时，禁止利用政府部门的职权，向非公企业强制服务和强制收费。
七是政府部门和有关单位不得强制非公企业代收各种费用，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不得向所在区域的非公企业以各种名义进行摊派。
八是加强监督检查，加大执法力度。凡涉及非公企业的政府法规、部门规章和作为行政管理依据的规范性文件，都应当通过新闻媒体、政府网站等形式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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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协会改革发展系列报道之一：新一轮“放权”的路径选择
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业协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众多行业协会做为民间团体，在坚持为企业、为行业、为政府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发挥了政府、企业及其它组织难以替代的作用。但同时，行业协会定位与发展过程中自身问题也层出不穷，形形色色的“评比”、“大赛”、“鉴定”、“证书”满天飞，部分行业协会的公信力受到人们的质疑。是行业协会本身存在的问题积重难返，还是行业协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成长的烦恼”？本刊从本期开始，刊登一组《瞭望》新闻周刊关于行业协会改革发展的系列报道，供全国企联系统各级协会在开展工作时参考、借鉴和讨论。
“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使得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正快速向‘深水区’推进，而政府新一轮‘放权’的重要方向就是目前快速发育的行业协会等社会民间组织。”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日前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作上述表示。
竹立家教授说，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已历经两轮大的放权和职能转移，一次是起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企业的“松绑放权”，第二轮是政府部门近几年对审批权限、审批职能自上而下的清理和改革。而今后向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的“放权”将形成政府职能转移的“第三波”，“事实上这个‘第三波’已经开始。”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日前就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行业协会发展深入多个省市调研，多位专家和官员得出与竹立家教授一致的结论。但一些专家同时认为，要顺利推进新一轮政府职能转移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政府自身改革要到位，要“实质性放权”，二是行业协会和民间组织要尽快成长壮大起来，要有能力承载这种权力的下移。
“这是两个互相推动、互为因果的条件，看起来简单，深入观察却又相当微妙。”一位专家评论。
“中观层面”成改革焦点区域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中央政府已经明确地把政府职能界定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四个方面，按照这一职能界定，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宏观层面已十分清晰，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改革，使得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基本确立，我国经济发展的微观层面非常活跃。
“政府宏观管理职能如何向微观层次传递?直接插手显然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这样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之间就存在一个“中观层面”，这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模糊地带，政府仍然有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职能还抓在自己手中，直接插手微观经济活动。能否推进“中观层面”的改革，已成为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和焦点。”深圳外商投资协会副会长郭小慧告诉《嘹望新闻周刊》记者。
郭小慧认为，在“中观层面”，行业协会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承接政府权力下移的重要载体。行业协会与企业接触最多、最近，能够充当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行业协会是双向服务，把企业的声音反映到政府层面，同时政府通过行业协会，把意图传递给会员企业。
深圳市家具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刘丽娜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深圳家具协会就是政府与家具企业间的“中观层面”。这家 1986年成立，1995年开始规范运行的行业协会，通过组织企业开拓市场逐渐做强，目前已在全国有10个办事处，直接推动深圳市政府设立家具产业园区。如今，深圳市政府对家具行业的很多引导与管理都是通过协会完成的。此举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
那么，政府将向“中观层面”转移哪些职能?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主要有四种：一是事务性服务职能，如学术(技术)交流推广、专业培训、资格认证、评估咨询、考核评比等：二是与国际接轨需要转移的职能，如在国际经贸中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有关职能和参与应对处理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的有关职能等，三是部分行业管理职能，授予行业协会行使部分行业准入、行业自律、产业发展导向、参与制定行业产业政策等职能，四是以购买服务等方式让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参与政府决策，使得政府决策更具透明化、科学化。
官协“换脸”、“草根”争荣
近几年来，我国行业协会迅速发展，成为能够推进“中观层面”改革的深厚背景和土壤。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各地调查发现，过去被称为“二政府”的官办行业协会，逐步开始“换脸”。出身于草根的“纯民间”行业协会，越来越显示出勃勃生机。我国行业协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说，如今各地的行业协会不仅有行业内的龙头企业参加，，而且还聚集了本行业大批中小企业，其代表性和影响力都在增强，行业中出现的问题往往直接影响政府和社会。
深圳市工业经济联合会副秘书长李炬告诉记者，国家有关部门曾作出限制自行车产业发展的政策，对生产高端自行车的深圳企业非常不利，于是协会积极向有关部门说明理由，最后国家限制自行车生产的产业目录被取消。
记者在全国工商联五金机电商会采访时了解，这家拥有28个省级商会，35个地市级商会，共有4000多会员的行业组织，连续五年在内部评选诚信生产商和销售商。商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商会2／3的会员属于销售企业会员，在成都金府五金市场、上海五金城等国内规模较大的五金机电销售市场中，80％以上的业户都是五金商会的会员。
“先行一步”的一些行业协会已开始发挥政府部门发挥不了的职能，在促进区域经济整合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作用显著，给了政府部门“意想不到的惊喜”。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长三角采访时，到处听到协会组织的长三角“协会联席会议”、“市场高峰论坛”、“技术应用交流”、“‘十一五’规划研讨”、“价格信息协调”等活动。据上海工业经济联合会介绍，上海工业系统近百家行业协会都已走出上海，与长三角地区各城市工业协会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合作，其中有32家行业协会，分别与江浙16个城市的行业协会、企业建立了互相加盟的机制，走向更加紧密的联合。在合作规模上，也从单个行业协会的联合，发展到沪、浙、江、赣三省一市的工经联和江、浙两省省辖市17家工经联、30家行业协会共同联手，组建长三角工业经济联合会联席会议，共同探索促进区域经济产业发展的合作思路，为各行业搭建平台，逐步形成区域间的大联动大协作。
随着各地一批行业协会综合实力不断增强，这些组织的政治地位也随之提高。一批行业协会人员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深圳市各级政协委员中，，有行业协会背景的就有80多人，9位行业协会的负责人当选市人大代表，其中深圳市外商投资协会专职副会长当选为市人大常委。一大批行业协会的代表性人物当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显示了行业协会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的提高。
一些政府部门对放权仍“心疼”
新的改革趋势下，一些政府部门仍然不愿意真正放权，其态度和做法耐人寻味。政府能否“自上而下”放权，成为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能否成功推进的关键。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常务理事张经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政府职能转移的难点是不少职能部门不愿意将手中的职能交出去。如有些部门对外信誓旦旦宣布清理了多少收费项目，其实相当多被清理的收费项目都是没有油水的，有的部门清理职能像切鱼一样，把头尾切掉做给别人看，而最肥的中间部分仍留给自己。
国务院国资委行业协会联系办公室助理巡视员陈国卫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当前，本应该属于行业协会的很多职能还有相当一部分都滞留在各个政府职能部门中，而政府职能部门向行业协会移交公权，是一件“很心疼”的事。总体而言，政府职能部门乐于向行业协会移交那些属于“难啃的骨头”，而千方百计保留有油水的职能。朱光明说：“由于缺少中间层，政府从宏观管理层一下子伸到微观层面，一些政府工作人员能够很方便地找到权力寻租的机会。”
一些地方和部门不但不转移职能，而且还利用手中的行政资源向行业协会“夺食”，例如与行业协会争夺众多为企业服务的项目，包括行业评比、展览会、观摩会、人员认证、资格考试等等，这方面的摩擦在不断升级。有些部委过多地干预企业事务，计划经济下的管理作风回潮，有些干部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对待行业协会的“魔杖”，任意摊派，为所欲为，并且无偿使用行业协会的资源。
中国烹饪协会秘书长冯恩援介绍，他们协会成功举办了16届的“中国厨师节”最近被国家某部委叫停，理由是“该部委也要举办类似活动”，并且要把“中国厨师节”纳入到他们的活动之中。冯恩援说，烹饪协会对本行业的调查和分析必须无偿地交给相关政府部门发布。张经说：“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这种做法是典型的职能越位。”
《瞭望新闻周刊》调查发现，一些政府部门的意识落后成为“放权”的障碍。中国烹饪协会秘书长冯恩援介绍，一些部门领导受旧体制惯性力量的支配，习惯于越俎代庖，认为只有政府才能履行好行业管理职能。有的部门把行业协会看作“二传手”，不愿对行业组织松绑让权。
目前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还存在许多模糊认识，还未就行业组织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达成共识。清华大学非政府组织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说，有的民政登记部门把行业协会、商会这类经济组织等同于政治组织看待，担心经济类行业组织变性、变质，演变成为非法的政治组织，消极对待行业协会的成立。
深圳市集装箱拖车运输协会常务副秘书长许晓明则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过去，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只考虑到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需求，没有考虑行业协会的需要，如协会的人事、组织、税收、财务、工资、员工社会保障等缺乏配套的管理办法。亟待突破自身发展瓶颈些专家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反观行业协会自身，除了需要政府放权和支持之外，本身也需要正视自己的问题，突破发展瓶颈。
一些行业协会为了生存，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违背非营利性原则，把行业协会变成“圈钱”牟利的工具，有的得了好处乱办事，随意批发资质认证，随意推荐产品，有的动辄设奖评奖，企业烦不胜烦，公众无所适从。广东某市在评选十大明星楼盘时，就曾出现仅有5家房地产公司参评、5家全部获奖的讽刺性场面。一些行业协会的公信力缺失，已成为制约其健康发展的首要因素。
一些行业协会捞钱的手段到了荒唐的地步。如上海市某行业协会居然向下属门窗制造安装企业发出指令：“企业必须由协会咨询辅导建立ISO9000质量体系，不得向专业咨询公司咨询，否则将取消其评定各种‘先进’的资格”。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说，随着《行政许可法》的实施，政府部门被禁止乱收费之后，一些收费项目转而由政府操纵的行业协会来收。如实行行业年检是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收费盖章却是其真正的日常工作。企业对这类“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行业协会非常厌恶，却又无可奈何。
一些协会只顾追求经济利益，在职能定位上忽视了对协会内企业的规范。．一个典型的事件是欧典地板风波。今年的央视“3‘15”晚会曝光，号称行销全球80多个国家，源自德国，著名品牌地板德国欧典总部其实根本不存在，存在严重欺诈消费者行为。根据新浪网的一项调查统计， 67％的网友认为欧典地板的欺诈行为之所以得逞，除了厂家自身的责任外，行业协会没有起到规范行业的作用是另一重要原因。
一些行业协会内部监督机制不完善。国务院国资委行业协会联系办公室助理巡视员陈国卫告诉记者，现阶段大多数行业协会的人事管理权仍控制在业务主管部门手中，往往提名权大于公选权，且一些行业协会领导仍然由主管部门领导兼任，这就难以保证行业协会的社会合法性。绝大多数行业协会都未设监事会，对协会内部的决策和运作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加之政府在监管方面缺乏法规依据和执法力度，往往仅凭年审一次过关，存在一些漏洞。
深圳市行业协会服务署指导监管处处长骆冰介绍说，“协会好不好，关键看会长”、“协会强不强，关键秘书长”。许多协会由于其“官办”性质往往成了退休干部的“养老院”、“联谊会”。中国家用电器维修协会常务副会长刘秀敏说，与国外相比，目前我国尚没有正规专业培养和资格认证的行业协会管理人才，成为当前行业协会管理上的一个空白。
健全行业协会的准入和退出机制
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过程中，行业协会能否健康发展引人关注。手上有了“权力”，履行不好或者胡乱行使怎么办?相关专家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要建立和完善行业协会的准入和退出机制。
中国烹饪协会秘书长冯恩援认为，要对行业协会设立一套科学的评估体系，作为协会“准入”的标杆，同时要建立起协会的考核办法，建立健全由会员、社会、政府参与的社会化评价体系，引入社会中介组织参与行业协会的综合评价，建立与之配套的信息披露制度，公正的综合评价结果，将作为政府对行业协会实行分类指导、协调扶持的重要依据。
中国家用电器维修协会常务副会长刘秀敏建议尽快完善行业协会的“退出机制”，对于长期半死不活、既无代表性又无影响力、既缺乏行业覆盖面又得不到行业认同的协会，要有退出的通道。政府还应坚持优胜劣汰原则，对年审不合格的行业协会必须让其退出。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张经表示，沿海发达地区应充分发挥排头兵作用，加快行业协会的地方立法进程。对于一些行业协会近期在“欧典地板”等事件中暴露出的一系列诚信危机事件，他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关于行业协会的法律，必须有对行业协会问责的制度，一旦协会的错误举动对社会和产业造成负面影响，消费者和企业可以在相关法律框架内追究行业协会的责任。”
行业协会改革发展系列报道之二：建立新型“政企关系”
［本刊讯］长期以来，我国对包括行业协会在内的社会团体，管理模式以双重管理体制为基础，即对任何一个社会团体，均需要有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的双重审批、双重负责制，这是行业协会传统的“二元管理”模式。
这种模式下，很容易造成行业主管部门仍然将行业协会看成自己的“下属单位”、看成部门在下面的“腿”和权力的延伸，行业协会难以真正自主发展，行业协会的发展规划、发展方向好像有双重负责，但关键时期却没有人负责，不利于行业协会的长远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行业协会的组建和发展。
如何突破“二元管理”困局? 《瞭望新闻周刊》调查发现，我国许多地方和部门在积极探索新的管理模式，符合发展规律的新型政会关系正在形成。
上海探索“三元管理模式”
上海市对行业协会的管理实行“双重管理、三方负责”，即在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之外，又增加了一个协会主管部门，对协会规划和发展进行“专业化服务”。
2002年1月11日，上海市政府印发《关于本市促进行业协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上海市行业协会暂行办法》，当年10月，上海市行业协会发展署成立。按照《办法》第3条规定，上海市行业协会发展署是经市政府授权的行业协会“协会业务”的主管单位，负责上海市行业协会的发展规划、布局调整、政策制订和协调管理。上海市行业协会发展署、协会业务主管部门与民政部门构成新的“三元管理”框架。
2005年，上海进一步将市委领导的社会事业党委与市政府领导的行业协会发展署合并组建社会服务局，归市委、市政府双重领导，行使社会事业服务和党建职能。
在“三元管理”模式下，联络业务主管单位的任务由社会服务局统一完成，社会服务局又帮助协会与民政部门沟通关系。因此，对于协会来说，只需要面对社会服务局一个部门，这就削弱了业务主管单位的权力，尤其在跨领域、民间性较强、业务管理单位比较难寻找的情况下，这种体制为行业协会的成立开辟了较大空间。
同时根据规定，在社会服务局监督下，不能代表会员利益和缺乏行业代表性的行业协会，应自行解散，或由政府引导疏散，对长期不开展活动、内部管理混乱的行业协会，应予撤销，由此促进了行业协会的“新陈代谢”。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徐家良说，由社会服务局来统一管理协会业务，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部门利益，使“行业”界定不再依部门而设，“条条”系统格局得到改善。
自成立行业协会发展署以来，上海市的行业协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目前全市行业协会已达214家，其中市级行业协会 191家，分布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覆盖广泛的行业协会体系。上海市行业协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专家表示，上海对行业协会管理的“三元模式”也有缺陷，管理的多头和政府的强势主导本身并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贾西津认为，目前上海行业协会业务的归拢不太彻底，原业务主管单位对行业协会，尤其是自上而下型的行业协会仍具有控制力，这种多头的管理模式对协会来说，压力不小。
广东“准一元管理”
和“新二元管理”并存
广东省今年上半年出台的《广东省行业协会条例》规定：“政府民政部门是行业协会的登记管理机关，政府有关工作部门和授权组织是相关行业协会的业务指导单位。行业协会应当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督管理和业务指导单位的指导”。由“主管部门”改为“指导单位”，意味着广东将逐步由双重管理体制转变到“准一元”管理体制。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用的决定》指出；“要依法保护行业协会、商会的自主权，不得干预行业协会、商会依法履行职责。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政府既要依法对行业协会、商会进行登记管理，又要积极扶持和促进其发展，逐步将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可以向行业协会、商会转移的相关业务职能向行业协会、商会转移，保障其依法独立开展活动。政府对行业协会，商会的管理，要由控制型转向培育、服务型，提供法律依据及进行法律监督，并加强对行业协会、商会行为的事后监督，而不直接干预其内部运作。政府要坚持在发展中规范，以规范促发展。”
深圳市则采取由新成立的行业协会服务署进行业务管理和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的“新二元管理体制”。针对行业协会“官办”色彩浓厚、总量不足、发展不平衡、经费紧张、作用发挥不够的问题，深圳市于2004年着手进行一系列民间化改革，成立了市政府领导的行业协会服务署，统管所有行业协会，取消了原业务主管部门，与市民政局形成了新的“二元”管理体制。以市委组织部发文形式，规定在行业协会中兼职的公务员一律限期退出，以市政府发文形式，规定主管部门在人、财、物和办公场所等方面与行业协会彻底脱钩；同时制定相关措施，把政府部分职能逐步向行业协会移交，最终建立完全“五自”(自愿发起，自选会长，自筹经费，自聘人员，自理会务)的行业协会，真正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深圳市服装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沈永芳告诉记者，目前在相关行业协会的推动下，深圳家具、服装、钟表、模具、黄金珠宝首饰、皮革等6个产业集聚基地正在规划和建设中。由行业协会创立的深圳家具研究开发院和深圳服装研究开发院，作为家具、服装两大行业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已建成并投入使用，政府与协会在促进行业发展上的良性互动关系正在形成。
“中”字头行业协会动向引人关注
一些地方在构建新型“政会方面”的改革在加快，影响更大、原来“官办”色彩更浓的我国“中”字头行业协会的改革动向如何? 《瞭望新闻周刊》调查发现，一些“中”字头行业协会以市场化原则为导向的改革在低调中进行，较为典型的是原来国家经贸委主管的300家行业协会的改革探索。
2003年国资委成立，在其“三定方案”中，原国家经贸委联系协会的工作交由国资委承担。国资委研究室(行业协会联系办公室)行业协会处处长张涛说，这一步事实上将300家行业协会与政府业务部门的直接管理脱了钩，从未来发展的趋势看，客观上是一种正向改革。国资委行使的是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责，不履行政府行业管理职能，对这300家行业协会脱离政府行政体系，自主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行业组织是有利的，这符合中央关于行业组织要按照市场化原则规范发展的基本精神。
张涛说，刚开始一些行业协会感到有些“失落”，因为一下子好像没有了“业务主管”，抱怨不能再像原来那样向主管部门要一些“职能和委托”出来，但很快这些协会就发现，新的管理框架更有利于他们的发展。在市场化导向下，这些协会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协会从政府业务主管部门脱离出来，符合协会的发展方向。
在新的框架下，国资委在联系行业协会方面主要做哪些工作呢?张涛介绍，国资委对协会工作是高度重视的，已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联系协会在指导思想上是坚持服务与管理相结合，以服务为主，在任务上，一是要维护协会运行发展稳定的局面，二是为协会运行发展提供好日常的服务和履行必要的管理，三是为协会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在改革方面做些必要的推进工作。关于协会的行业业务工作，国资委支持和鼓励协会自主开展业务，与政府部门搞好对话，协助政府搞好行业工作。
国资委接手协会工作不久，由副主任黄淑和主持，邀请14个部委有关负责同志召开座谈会，进行协会业务的衔接，提出希望政府部门要重视发挥协会的作用，支持协会工作，同时协会也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适应政府职能的转变，引领好行业的发展。
张涛告诉记者，3年来这300家行业协会的发展态势是好的，这些协会在为企业生产经营服务，配合政府实施宏观调控，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在目前形势下，协会发展环境如立法问题和税收政策等需进一步改善，自身改革也需要进一步加快，这两方面的事情做好了，将为协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更好的基础。
配套政策需要新突破
一些专家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构建新型的“政会关系”，各地方、各部门的改革探索值得肯定，但相应的配套政策需要新的突破。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朱光明教授介绍，行业协会管理法规不完善是制约我国协会发展的一个障碍。目前执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本上属于程序性法规，是对所有社会团体的统一规范，没有针对行业协会的特殊规范，不能充分满足行业协会改革发展的程序性和实体性规范要求。朱光明建议及时总结地方行业协会的立法实践，加快修订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增加相应的实体性内容，明确培育发展的方针政策。
很多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认为，为解除《社会团体管理条例》对新型行业协会发展的束缚，可先搞一个《经济类行业协会暂行条例》，使行业协会不仅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社会上的合法性，而且为其健康发展提供法律法规的合法性，使其发展和管理法制化、规范化，有法可依。业内人士建议，相关部委为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应抛弃各自的既得利益，尽快促成关于促进行业协会发展意见和相关法规的出台。
中国医药包装协会副会长蔡虹说，行业协会属于非营利组织，但除了收取会费这一项目，其他业务均按企业标准缴纳税款。国家有关部门应比照外国经验，对行业协会在税收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待遇。中国非金属矿业协会执行理事长张湛认为，应把行业协会的管理人才纳入全国人才管理范畴，享受相关的政策和待遇。政府应积极支持行业协会与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等专业机构合作，培养行业协会多层次专业人才，全面营造有利于行业协会人才成长、稳定发展的环境。
行业协会改革发展系列报道之三：深圳的“民间化”实验
［本刊讯］ 去年初，时任意大利总理的贝卢斯科尼亲邀深圳家具协会秘书长侯克鹏，参加为期8天的大型中意会展业交流活动。
侯克鹏受到如此礼遇，与这家协会的国际影响力关系密切。近年来，深圳家具行业协会积极组织反倾销应诉，他们组织国内行业协会结成利益共同体，代表维护行业及会员利益，很好地保护了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
《瞭望新闻周刊》在深圳调查时了解到，至2005年底，深圳市的行业协会已发展到160余家，涵盖了当地国民经济各主要领域，涌现出一批在国内同行中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有比较超前理念和比较先进运作机制的品牌协会，已成为推动深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深圳市行业协会快速成长的背后，是行业协会的“民间化”实验。
201名机关干部退出行业协会
2004年6月22日，国内首家政府直属的行业协会管理机构——深圳市行业协会服务署正式挂牌运作。这家只设综合协调处、指导监管处两个处室，上上下下只有12名工作人员的政府机构，将过去由 31个政府部门分别履行的主管职能集中起来，实现了对传统行业协会双重管理体制的突破，专门负责对深圳全市行业协会的“培育、规范、监管和服务”。
深圳市行业协会服务署的成立，使深圳行业协会的管理模式由“老二元”向“新二元”过渡，把行业协会的业务主管单位由分散的、不同的政府部门变成相对集中授权、由一个政府部门行使行业协会的指导监管职能。这种模式在2005年颁布的《深圳市行业协会暂行办法》中已经以政府规章的形式得到确认。深圳市基本完成行业协会与原主管部门在人、财、物上的脱钩。
深圳市行业协会服务署指导监管处处长骆冰介绍说，民间化改革给行业协会带来了管理体制管理模式的变化、与政府关系的变化、内部自身建设的变化、功能发挥的变化和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一系列变化。通过两年的改革，201名兼任行业协会职务的政府工作人员全部退出协会，为规范政府与行业协会关系提供了保证。
深圳市行业协会服务署署长葛明说，服务署将自己定位为“协会的协会”，按照广东省委、省政府发布的《关于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用的决定》的精神，把“重服务、办实事、谋发展。促规范”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目的就在于努力构建政府与协会的新型关系。 “
民间化”带来行业协会三大变化
行业协会民间化，改变了协会和政府的紧密型依附关系。深圳市行业协会服务署综合协调处处长钟礼银说，协会与原主管机关在人、财、物方面基本脱钩，协会真正实现了按社团法人方式独立运作。同时，政府在管理协会的理念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对协会的管理，由过去的直接管理变成了间接管理，“支持但不干预”成为指导协会工作的一个原则。
行业协会内部治理结构在发生变化。在传统的体制和模式下，协会的组建通常采取“政府推动、自上而下”的方式。 2005年以来，深圳市新成立的20多家行业协会包括商会，都无一例外地是自下而上的，根据发起企业的要求，根据市场经济的需求的方式来发起成立的。行业协会的这种组建方式为建立行业协会合理的内部治理结构提供了先天的基础条件。
行业协会的功能发挥在发生变化。深圳市行业协会服务署副署长肖葵葵表示，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协会作为联系政府和企业的桥梁纽带作用正在日益加强。在维护自身权益方面，协会作为会员和行业利益的代表走到了前台。例如，在2005年的“银商之争”中，深圳市零售商业行业协会整合行业资源、维护行业利益，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并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很好依据。深圳市零售商业行业协会会长花涛表示，目前，他们还在继续反映业内的诉求，为更好地贯彻国家有关政策，全面促进零售商业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行业协会对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深圳市汽车经销商商会秘书长陈递红告诉记者，行业协会服务署成立之前，大家觉得协会又多了一个“婆婆”。但是，两年来的工作让众多行业协会看到，行协署定位准确，服务思路和具体措施都很好。两年下来，行协署没有干预行业协会的发展，而且使行业协会民间化的进程提速。协会已越来越感觉离不开行协署。
六项制度促进改革深化
行业协会的改革不是孤立的，它和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体制变革息息相关。政府“嫁女”、协会“断奶”后，如何解决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进一步促进行业协会的规范发展?政府如何创造条件，促进行业协会规范地承接政府转移或委托的有关职能?
深圳市行业协会服务署署长葛明表示，行业协会民间化改革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协会与政府的新型关系和协会自身组织建设问题。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为全面促进深圳行业协会发展，也使政府更好地掌握行业协会的动向，深圳市行业协会服务署启动了“深圳市行业协会服务中心”和“深圳市行业协会信息化公共平台”项目。在建立政府与行业协会的新型关系过程中，深圳市政府逐步形成了咨询告示制度、敦促制度、听证制度、委托制度、购买制度、资助制度等。
深圳市行业协会服务署综合协调处副处长黄必成告诉记者，政府通过协会向企业咨询论证产业政策，阐明发展意图，引导产业方向的咨询告示制度，通过协会的行业自律机制形成对行业内企业的监督和约束，维护公平市场秩序的敦促制度，政府在制定政策、法规时征求相关行业协会的意见，在涉及行业的经济重大决策和行业发展的重大事项时，邀请行业协会代表参加听证的听证制度，都有力地促进了新型“政会关系”的建立。
深圳市服装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沈永芳等一批行业协会的负责人建议，将深圳列为国家行业协会改革试点城市，使一系列关系到行业协会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国务院有关部门亲自指导下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中得到根本解决。
设立专门机构规范协会党建。
近几年，深圳积极探索加强和改善党对行业协会的领导，引导其健康有序发展的路径，防止行业组织畸变为少数人牟取私利的盈利性组织或政治压力团体。中共深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王穗明表示，此举是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各级党委应理直气壮、毫不动摇地将行业协会党建工作抓紧抓好。
今年24岁的王丽，2004年11月在南京林业大学加入党组织。2005年从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应聘来到深圳家具协会工作，被深圳市行业协会联合党委编入家具协会党支部，并于2005年11月顺利转正。
王丽的经历，是深圳在行业协会中加强党建工作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深圳市委高度重视行业协会的党建工作，2005年6月成立了中共深圳市行业协会联合党委，由深圳市行业协会服务署署长葛明担任行业协会联合党委书记。深圳市委组织部要求行业协会服务署依托服务署的指导监管职能，把行业协会业务监管与行业协会党建相结合，保证市行业协会联合党委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
葛明说，在深圳160多家行业协会中，专职工作人员2300多人，其中党员353人，党员比例超过15％，高于其他行业党员比例的平均水平。这些党员素质高、协调能力强，影响力也大，能把这一领域的党员管理好、服务好，作用发挥好，为他们提供一个温暖的“家”。这对于进一步增强党在这一领域的影响力，充分发挥行业协会领域宽、辐射强的特点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朱和平教授表示，在行业协会中开展党建工作，是实施固本强基工程，全面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深圳在行业协会中成立联合党委，把全市行业协会中大量的党员组织起来，搞好自身建设，开展党的工作，这是加强对行业协会管理和服务的创造性探索。行业协会党建工作这只“有力的手”，将有利于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行业协会的有序运行、健康发展。
“民间化”仅是行业协会改革的起点
“我们行业协会的改革仅仅开了个头，它远没有达到行业协会改革的最终目标。”深圳市行业协会服务署署长葛明说。
葛明认为，行业协会的改革重点要解决三方面的问题：一是行业协会的民间化问题；二是行业协会民间化基础上的法定化问题；三是如何构建政府与行业协会的新型关系。现在我们仅仅走了第一步，而且仍未走完。如何解决行业协会的法定化问题，如何构建协会与政府的新型关系问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探索和实践。”
行业协会的改革不是孤立的，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张经表示，行业协会的改革不是一个孤立、单一的改革，它和其他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是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它跟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体制的变革息息相关。“因此，对行业协会改革，应该将其放在一个大格局去看待与考虑，而不应就行业协会来谈论行业协会的改革。”张经说。
葛明表示，关于行业协会的改革问题，我们有许多深层次问题尚待探索。例如，我们在协会中如何建立配合政府职能转移的长效机制，以顺利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能?又如，关于行业协会改革的一些地方法规如何在国家层面上得到认可，并在国家层面上得到推进?随着行业协会改革的逐步深入，改革的难度随之加大，改革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如何降低改革风险，少走弯路，都需要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可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