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早春阴雨连绵，位于远郊的工业集镇上，除了稀疏的机器轰鸣声之外，几乎难觅行人。
不过，这种“冷清”通常会在傍晚时被打破，下午5点左右，来自周边数百个骑着电动三轮车的小商贩与拾荒者们，陆续开始向街道周边的固废处理中转处集结，用不了多久，并不宽敞的门前马路就被围得水泄不通。
类似的场景放眼全国，并不鲜见。一直以来，在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中，类似的固废处理便是一门利润可观的生意经，市场力量早已牢牢地各占阵脚。
如今，这门传统生意正即将迎来它的全新变革期。
2019年1月下旬，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部署开展“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预计两年时间内在全国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模式。
根据《方案》，“无废城市”的建设重点在于推进固废源头处理的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量，由此也将进一步催生出“无废城市”建设背后的数万亿元处置市场前景。
记者梳理发现，这是继2018年环保督察组在全国范围内开启“清废行动”之后，紧跟着推进的一项涉及构建固废综合处置体系的核心举措，其深层含义是当前我国的固废处理市场，正从“清废行动”中的严格管控期过渡发展至建设“无废城市”中的综合处置阶段。
受访专家表示，“无废城市”建设方案的提出，为固废处理提出了一个整体解决的理念与思路，对传统意义上长期存在的市场处置体系有了全新的革命性要求，而要实现建设行动背后的数万亿市场空间，则必须要求整个处置产业链的正规化与规范化，对整个产业体系进行重新“洗牌”。
“游击队”模式弊端尽显
在上海远郊区一处并不起眼的路边厂房里，记者看到了堆积如山的废弃铁块、毛布碎片、塑料瓶以及废弃纸板，它们都是近期从周边工业区、小区等地方“搜集”并通过小三轮输送而来的固废，与工厂门口醒目竖立的“灯具厂”标示，显得格格不入。
一位现场的厂区负责人告诉记者，厂房内的固废处理企业都具有相关资质，但经营范围都比较单一，一般都是一家处理企业仅负责处理一种类别的固废。
事实上，与其说是固废处置企业，倒不如说只是一个固废处理链条中的“中转站”。
记者调查了解到，当前在上海远郊的各类工业区旁，聚集着类似大大小小的固废“中转站”，其产业链前端主要负责收购由小商贩、拾荒者，以及企业处理的可资源化利用的固废，经过简单的分类、处置与包装后，集中打包运往外省市的加工处理企业回炉制成相关工业原料，再卖回到生产企业作为原料，如此形成一个废品循环链条。
这种由“游击队”作为基础力量的固废市场体系，也逐渐构建出一条跨省的处理产业链。
“一般废弃纸箱会运往浙江、安徽等地；废弃塑料等则运往江苏、山东等地方进行末端处理。”上述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在当前不断加压的环保检查压力下，很多原来的散落在上海周边各地的小“中转站”与加工作坊都已经被关门整顿，但总体因为利润空间比较可观，且从业门槛较低，导致整体市场仍然比较混乱。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大量存在的传统“游击队”模式是造成当前固废处理市场整体效率低下的重要阻碍之一，集中体现在行业内壁垒森严、中间环节泛滥、买卖信息不畅等弊病。
“黄牛囤货扰乱市场的现象十分普遍。”该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传统的固废处置市场基本缺乏有效的行业信息，导致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之间无法进行行之有效的信息沟通，成为扰乱固废处理行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与此同时，固废处理的矛盾随着总量的不断提升，成为当前无法逃避的现实。
据生态环境部2018年12月公布的《2018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年报》统计，全国大、中城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13.1亿吨，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为4010.1万吨，医疗废物产生量为78.1万吨，生活垃圾产量则高达20194.4万吨。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传统的固废处理领域仍处于一种无序、无组织的混乱状态，缺乏整体的规划与管理。固废处理作为一个产业门类，一方面既缺乏相应的市场秩序与规范，同时也缺失一定的市场准入门槛，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率都没能得到很好的利用与发挥。
“坦白说，我国固废处理市场的组织形式、市场规模等要素，与未来‘无废城市’所要求的市场发展需求，及行业发展的预期，还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曾刚总结指出。
万亿市场还需“正规军”
事实上，不久前出台的“无废城市”建设方案，正是剑指这一市场的顽疾。与此同时，固废处理市场背后的产值规模也被重新审视与评估。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曾撰文指出，建设“无废城市”的潜力和潜在效益巨大。据估计，到2030年我国固废分类资源化利用的产值规模将可达到7万亿元至8万亿元，且带动4000万至5000万个就业岗位，成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支柱和经济增长新动能。
对此，曾刚也认为，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整体环境下，“无废城市”推动的循环经济在改变城市面貌的同时，也将推动其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门类，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未来具有可观的市场机遇与空间。
于是，一边是尚处混乱的市场现状，一边是“无废城市”建设预期带来的发展前景，固废处理数万亿元“生意经”的背后，意味着一个旧产业生态的革新，与一个新生态体系的构建。
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实际数万亿的固废处置市场早已存在，只是原有的产业体系和商业模式并不规范，也不符合市场发展的长远要求。从此前掀起的“清废行动”到建设“无废城市”的提出，实质都是促进当前固废分类资源化利用产业的转型，目的是构建新的产业体系。
“此前固废处理是赚钱的有人做，不赚钱的没人做，这种模式将很大程度进行扭转。”杜欢政告诉记者，实现“无废城市”建设方案背后数万亿元市场空间的同时，也意味着传统固废处置从前端回收，到后端处置整个生态体系的彻底转变。
“‘游击队’必须被‘正规军’所替代，这是当前整个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杜欢政强调指出。
实际上，从国际经验来看，固废处理行业的高效资源化利用，往往离不开规模化与正规化处理企业的参与，而这正与当前我国处理市场主体小而散的现状不相匹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