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置僵尸企业，正成为考验经济稳增长的一道攻坚题。3月9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记者会上，就提到要妥善处置“僵尸企业”，同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在部长通道上，针对“‘僵尸企业’会否受地方保护”的提问也回答道，处置“僵尸企业”会有严格标准，将狠抓落实。
更早之前，李克强总理的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有效处置僵尸企业，推动企业兼并重组、破产清算，坚决淘汰不达标的落后产能，严控过剩行业新上产能”。
在“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那些无望恢复生气、因放贷者或政府支持免于倒闭的僵尸企业，已成了去产能的绊脚石，非但无法继续造血，还因难以破产可能成为地方财政的“吸血鬼”。
而这次总理报告和部委高官都提到，对僵尸企业“有效处置”“会有严格处置标准”，显而易见，留给僵尸企业的生存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要揭掉僵尸企业的“免死符”，首先得对其严格定义、严格处置标准。考虑到造成企业经营困难原因复杂，有些企业只是暂时陷入债务陷阱，跟那些具有“吸血”依赖性的僵尸企业不能轻易画等号；有些地方可能出于政绩考量，对某些僵尸企业搞地方保护，或把处置僵尸企业当政治任务对部分企业不当干预，对何为僵尸企业，还需要有细化、缜密的界定标准，以避免误伤或“该出清的未出清”。
在界定和处置上，如何从各地广泛的企业中辨识认定那些“僵尸企业”，对其执行的清理淘汰标准又是什么，说到底，也需要来自司法层面的严格把关，而不是地方借由“特殊情况”各执一词。
因此，推动《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的修订，推动国有企业破产处理的程序化规范化，推动国有资产的保护和回收，就变成了当务之急。如果不能形成僵尸企业清理的法制程序，那这些僵尸企业的苟延残喘就有了回旋空间，问题就容易理不清。
明确一套可操作的标准，其实不难。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资不抵债就自行破产，没有什么是永远的铁饭碗，已成基本常识。我们现在所缺乏的，无非就是对那些以往能获得财政支持，或本身就是僵化落后的国资企业一视同仁。
总理报告中指出“推动企业兼并重组、破产清算”，就已给接下来的僵尸企业处置提供了进一步的方向——制定清晰的兼并重组标准，划定明确的破产清算底线，并形成完善的职工再就业安置，对淘汰僵尸企业至关重要。正如“负面清单”能有效约束行政过度干预的手，给清退僵尸企业一个“法制操作手册”，就既能让那些僵尸企业死得“心服口服”，也能杜绝其中权力寻租的空间。
尽早明确了这类标准，市场出清才能“精准施策”。
对僵尸企业出清，本质也是经济学家熊彼特说的“创造性破坏”，要把资源从衰落的企业和部门再分配到增长的企业和部门。在美国的制造业、零售业，生产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种“再分配”。这虽有阵痛，但不可不为。但操作之前，严格对“僵尸企业”的认定、处置标准，当成先行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