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一个让人觉得顺利的日子，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在北京开幕。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的重要沟通机制之一，主题内容的全球性是必须的。与往届不同的是，处于国别间的人民币汇率议题让位于中国国内的产能过剩，与5月底的G7“一脉相承”。议题的切换，引起了宏观评议院的“议员”们和众多群友的好奇心，为何我们的产能过剩成了美国人的忧虑？
作为“消费国-产能国-资源国”全球分工模式中的重要一环，中国在传统工业领域的优势地位，在原油大宗商品的影响力，以及二者通过已经改变了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尤其是美联储加息进程要考虑的通胀率，是本轮对话议题从人民币汇率转化为中国基础工业产能的主要原因。
根据彭博数据，在2015年12月11日央行发布的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中，权重最高的货币分别为美元、欧元和日元，分别达到26.4%，21.4%和14.7%，其他十种资源国货币占比为37.5%。
与市场更加关心的美元-人民币汇率相比，资源国货币的权重使得CFETS指数可以根据国内产能实际状况（包括原油等重要大宗产品的生产）和国际贸易形势变化进行相应调整，从而对外影响全球经济两大板块——美欧日（尤其是美国）等主要消费国的通胀水平、资源国维持财政与民生的大宗商品需求及价格变动方向。
我们先来看前者：对于美国而言，其加息进程能否顺利进行，抑或能够维持一个“较好”的加息预期，是维护美元信用和现有全球金融/经济治理体系的核心。无论是泰勒规则，还是增加了产出缺口权重、用PCE来衡量通胀水平的“伯南克规则”，包括所谓“杜撰”的、增加劳动参与率指标、但拟合度很高的“耶伦规则”，通胀水平始终是考虑是否加息以及确定加息幅度的关键指标。
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2015年中美贸易额达5583.9亿美元，同比增长0.6%。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地。根据美方统计，2015年1-11月，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5691.7亿美元，同比上升2.4%，占美货物贸易总额的16.2%，占比较14年同期上升1.2个百分点。中国已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在全球贸易额下降13.8%（以美元计）的大背景下，中美货物贸易还在增长，中国国内工业产能通过出口商品价格变动对美国国内通胀水平的影响力还在提升。
由十三种货币组成、覆盖了主要消费国和资源国的CFETS指数，逐步成为人民币汇率领域的重要指数。在影响指数整体变动、与某种货币之间比价的因素中，国内工业产能及其开工率变化成为主导因素。
庞大的基础工业产能、70%左右的产能利用率，一方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由于其较高的调整弹性，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对美国通胀水平产生影响，进而扰动美元加息进程。
利用WTO规则、甚至是拒绝WTO上诉机构法官的连任、“破坏”WTO争端解决体系，以及通过G7表达对中国产能的“忧虑”，当然也少不了动用“337条款”对中国部分钢铁产品进行调查，都成为了美国对冲上述扰动的措施。由此我们看到了，5月底美国商务部提出最终裁定，中国输出的耐腐蚀板征收进口关税最高达450%，其中包括209.97%的反倾销税率以及幅度在39.05%至241.07%之间的反补贴税（15年美国对中国这一类产品征收的进口税率为256%）；5月26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中国钢铁企业及其美国分公司共计40家企业在美销售的碳钢与合金钢产品发起“337调查”。
与上述措施相比，由美国主导、着眼于未来全球贸易规则重塑的TPP、TTIP和TISA，虽然也在抓紧推进，但“远水难解近渴”，全球基础工业产能的跨国转移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在争吵声中寻求“合则两利”的解决方案似乎是中美双方更好的选择。G7对点名中国的“克制”，对达成BIT谈判的“期许”，中美难以事事一致、中美当前要提高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必要但艰难的转型，美国承诺为美中贸易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已经将近三年未提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模式被再次表达，我们看到的是，双方的态度软化，“希望在当下复杂环境中，达成妥协，没有冲突的意愿”。
“打铁还需自身硬”。即使外部环境再好，没有扎实的内功也是无法抓住机遇的。美国财长杰克卢表示，中国承诺进行国内重要改革。1978以来，改革开放形成了制度激励、成本优势、全球化红利与后发优势四大动力，成就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没有改革，现有的全球第二无从谈起；“相对于全球其他政府的政治资源和政策工具箱，我们却比他们有更为巨大的资源尚未挖掘和发挥——制度效率可释放的空间。从国有资产到市场秩序，如果深入思考可期待的还会有更多，而我们相信，市场所需要的经济复苏的逻辑政府是可以给出的，在目前的环境下，市场真正期待的是一份可兑现的制度红利”（摘自《危险的僵局——宏观急转的一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