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姚洋教授在活动现场
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在“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45次季度报告会上发表了演讲，以下为主要演讲内容：
“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目标要求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要达到这一愿景，未来五年年均经济增速不能低于6.5%。纵向对照我国过去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情况，实现这一目标并非难事。但横向与发达国家转型时期相比较，发现6.5%的增速是很高的目标。以日本为例，日本的发展模式与我国接近，过去推行出口导向政策实现快速增长，1973年石油危机期间开始转型。日本转型前二十年平均经济增速为9.2%，转型后二十年平均增速仅有3.5%。
我国要实现“保增长”目标，创新固然重要，但关键还是加大投资。“十三五”规划建议将创新摆在突出位置，首次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但反观日本，1970年代、1980年代世界上大部分创新都来自日本，然而日本的经济增速仍然迅速下滑。这说明仅依靠创新来保持高增长很困难。技术进步速度有上限，美国的技术进步速度接近人均收入增速，也只有2%到3%；其他发达国家更低，最高仅达1.5%到2%。因此，实现赶超还要重视投资。近些年，关于投资带动增长有诸多争论，本次报告旨在破除政策误区、明确四个观念。
第一，区分短期增长与长期增长。“十三五”规划的未来五年经济增长目标属于短期目标。根据经济学理论，长期增长取决于潜在经济增速，短期增长更多取决于需求方。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速仍有6.5%到7%，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印度，但是从短期需求面来看形势不容乐观。当前经济状况与世纪之交的通货紧缩时期相近。经济增速大幅下降；PPI连续44个月负增长，说明工业需求在下降，中国需求减速也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CPI勉强正增长，但如果将住房消费更全面地统计进去，那么CPI可能也是负增长；房地产只维持非常小的增速。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面对全球经济衰退大环境，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的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只是延后了经济下行时间。
短期刺激需求，关键要加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力度。财政政策还需靠地方政府执行。虽然地方政府现在有一定财政困难，但是离开地方政府就难以进行有效的财政刺激。数据显示，去年政府结余3万亿，并有研究指出政府在银行部门的储蓄存款已达21万亿。这说明政府“有钱无处花”，这是很大的问题。短期刺激需求与长期结构调整并不矛盾。世界上任何一个经济体如果短期经济增速没有达到潜在增长率，都需要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调整经济结构是一个自然发展、遵循经济规律的过程，不能由政府“生拉硬拽”。早在“十一五”期间政府就提出“调结构”，但是过去十年经济结构却在“恶化”，投资占比、储蓄率上升，消费占比下降。近几年随着经济增速下行，自然地发现消费占比开始上升，储蓄率已经下降4个百分点，经济结构正在调整中。
第二，产能过剩是经济下行的结果而非原因。在处理产能过剩问题上，我们有过深刻教训。以钢铁行业为例，世纪之交的通缩时期，我国钢产量为2亿吨，政府认为产能严重过剩，开始打压产能。但通缩之后我国钢产量快速提高，预计今年产量将接近7亿吨。这说明当时打压产能政策是有问题的，没有考虑到未来经济增长对产能的需求。打压产能的另一严重问题是政府倾向于保护国有企业、打击私营企业。
“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出要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面对产能过剩问题，也要坚持这一原则，让市场淘汰过剩产能。如果国有企业亏损严重、私营企业盈利较好，那么就让市场淘汰掉国有企业。如果政府认为私营企业污染问题比国有企业严重，那么政府的作为应该是对私营企业严格执行环保标准，而非直接打压。打压私营企业既是对产能的浪费、也是对私有产权的伤害。现在经济下行，又出现国有企业受保护、私营企业面临巨大压力的苗头，须切忌重蹈覆辙。
第三，投资回报率下降是顺周期结果。投资回报率下降是经济下行的结果。一是投资效率顺周期，现在经济处于低谷，投资效率也低。二是很多产能闲置，投资回报率必然下降。三是地方政府的很多投资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利润率本身就比较低，而且不应只算经济账，还应考虑社会回报。如果把基础设施的正外部性考虑在内，投资回报率要比账面上高得多。因此，不能用投资回报率的下降来反对投资。
第四，通过信贷扩张支持实体经济。负债率上升也是经济下行的结果。经济紧缩时期，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订单减少，资金流紧张，出现坏账。此时只有继续扩大信贷规模，为实体企业提供流动性，支持其渡过困难阶段，才能更好解决坏账问题。我国现在的信贷政策希望精准定位到中小企业，但实际上很难。因此还应更多采用数量手段。现在央行降息幅度很大，但是降准力度不够，每次降准只是降低0.5个百分点。2004年存款准备金率是8%，现在高达17%，还有很大降准空间。全面降准可使得市场上资金流更加宽裕，经济运转良好，才能解决问题信贷问题。
政府债务短债换长债的债务置换是正确的。基础设施的益处由几代人享受，债务就不应只让我们一代人担负，应该匹配项目现金流期限与债务期限。根据日本经验，对内举债风险较小，而且我国负债水平并不高，仍有加杠杆空间。同时应该大力发展市政债。财政刺激还需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发行市政债是解决地方政府融资问题的好办法。它将政府和融资平台隔离开，好的市政建设项目可以直接在资本市场上融资。
